近几天，又把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拿来在看。书放在枕头下，每天睡觉时就在床上举着书看上几页。书里有一股气息。
看到村上春树的一张照片，很是震撼。于是，决定学习他。他的优点很多，他是一个跑步的小说家，一个职业写作者。这是难能可贵的。我把他的文章和照片放在博客里，以便时刻鞭策自己。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5bdff90100dfh0.html?tj=1（下文摘自 村上春树《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刚刚成为专业小说家那会儿，我首先直面的问题，却是如何保持身体健康。我选择了跑步。跑步有好几个长处。首先是不需要伙伴或对手，也不需要特别的器具和装备，更不必特地赶赴某个特别的场所。只要有一双适合跑步的鞋，有一条马马虎虎的路，就可以爱跑多久就跑多久。
跑步进入我的日常生活，是在很早以前，准确说来是一九八二年的秋天。那时候我三十三岁。
稍早于此，我在千驮谷车站附近经营一家类似爵士俱乐部的店。大学一毕业，立刻在国分寺车站的南口开了一家店，经营还算不错。
我并没有野心要当一个小说家。我只是一心一意想写一篇小说，甚至连个具体的构思都没有，却觉得“现在，我大概能写出个象样的东西来”。回到家里，坐在书桌前──好，动手写啦！这时候才发现，我连一支正儿八经的钢笔都没有，于是去了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买回一迭稿纸，和一支一千多日圆的水手牌钢笔。一笔小小的投资。
年届三十 懵懵懂懂
那是春天的事儿。到了秋天，一部二百来页，每页四百字的作品写完了。觉得心情甚是舒畅，但还不知道如何处理为佳，于是顺势投稿应征文学杂志的新人奖去了。甚至连复印件都没有拷贝一份，由此可知，我当时一定觉得如果落选，这篇稿子去向不明也无所谓。这，就是后来那部以《且听风吟》为名出版的作品。而当时我关切的，说是作品能否得见天日，毋宁说能否写完。
翌年初春，《群像》编辑部打来电话，告诉我“你的作品入围最后一轮评选”，当时我已然将应征新人奖一事忘到了爪哇国，因为每天的生活委实太忙碌。猛然一听这话，竟一时无法明白对方在说什么，如坠五里雾中：“啥？”总而言之，那部作品获得了新人奖，夏天还推出了单行本。对那本书的评价也算马马虎虎。我年届三十，懵懵懂懂、稀里胡涂、毫无预料地，就成了一名新进小说家。我自然惊愕不已，周围的人恐怕更诧异。
自那之后，我一面经营着店铺，一面写出了第二部不算太长的长篇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其间还穿插着写了几个短篇小说，甚至还翻译了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获得了芥川奖的提名，二者都曾被说成夺奖热门，然而最终均未得奖。但老实说，我觉得无甚大碍。得了奖，必然又是采访又是约稿，没完没了，应接不暇，只怕影响店铺的生意──我对这一点更为担心。
狠下决心 当小说家
然而，渴望写出一部气势恢弘、内容坚实的小说，这种心情却越来越强烈。最初的两部小说，《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基本是为了享受写作的愉悦而为，至于质量，我自己也觉得留有太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利用工作间隙，摊开稿纸，断断续续地抽空写上半小时一小时，支撑着疲惫的躯体，仿佛跟时间竞赛似的奋笔疾书，精力也无法集中。采用如此零散的方式写作，即便能写出新颖有趣的东西，也写不出内容深刻、意味幽远的小说。既然将当小说家的机会给了我（并非人人皆会碰上这等好运气），我便想尽己所能，完成一本自己也满意的小说，一本就行──萌生这样的欲望原是自然而然，我的确有这样的想法：“肯定能写出气派更大的作品来！”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店铺暂且关门歇业，花上一段时间专心致志写小说。在那个时候，我开店的收入远远高于当小说家的收入，不过，只好狠下决心忍痛割爱了。
周围的许多人都反对我的决断，或是深表怀疑。“店铺好容易上了轨道，还不如交给什么人去经营，你自个儿爱去哪儿去哪儿，写你的小说得了。”他们忠告说。世俗地看，这想法的确合情合理。众人当时并没预想到我能作为职业作家生存下去。我却没有听从劝告。无论做什么事儿，一旦去做，我非得全力以赴不可，否则不得安心。将店铺随意交托给某个人，自己躲到别处去写小说，这种讨巧的事情我做不来。竭尽全力埋头苦干，还是干不好，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撂开手了。然而，如果因为模棱两可、半心半意而以失败告终，懊悔之情只怕久久无法拂去。
所以，我不顾周遭的反对，将店铺的权利悉数出让，尽管有些不好意思，还是决定打出“小说家”的旗号生活下去。“姑且给我两年的自由。如果不成功，再在哪儿开家小店不就行了么？我们还年轻，可以从头再来。”我对妻说。她答道：“好。”这个时候，还有好些欠债尚未还清，不过，总会有办法吧。这是一九八一年的事。尽力而为吧。
除了跑步 别无他选
我专心致志地执笔写作长篇小说。这一年的秋天，为了采集小说素材，去北海道旅行了约一个星期。这样，在翌年四月之前，完成了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我已孤注一掷，因此使出了浑身解数。我甚至觉得连自己身上所无的解数也来了个总动员。这是一部远比《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篇幅长得多、轮廓宏大得多、故事性也强得多的作品。
我知道自己体内沉睡着未经挖掘的矿脉，也坚定了信念：“如此下去，日后我也能当好小说家。”
不过，刚刚成为专业小说家那会儿，我首先直面的问题，却是如何保持身体健康。我本是那种不予过问便要长肉的身体。由于每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体重才控制在稳定状态。过上了从早到晚伏案写作的生活，体力逐渐下降，体重则有所增加。
正式开始每天跑步，记得是写完《寻羊冒险记》，稍微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跟决意当一名专业小说家大致相差不远。
跑步有好几个长处。首先是不需要伙伴或对手，也不需要特别的器具和装备，更不必特地赶赴某个特别的场所。只要有一双适合跑步的鞋，有一条马马虎虎的路，就可以在兴之所至时爱跑多久就跑多久。网球可不能这样，每次都得专程赶到网球场去，还得有一个对手。游泳虽然一个人就能游，也得找一个适宜的游泳池才行。在众多体育项目中，我几乎毫不犹豫地──也许是别无他选──选择了跑步。
成为职业小说家，让人觉得最高兴的，是可以早睡早起。开店时代，上床就寝时已然是黎明时分，这样的事情司空见惯。十二点打烊，然后整理、清扫、算账记账，为了缓解兴奋还得聊聊天，喝点儿酒。如此一来二往，马上就到了凌晨三点，将近黎明了。常常是坐在厨房餐桌前独自写着稿子，东方的天空渐渐白将起来。于是乎，一觉醒来睁开眼睛，太阳早已高高悬在中天。
闭店歇业，开始了小说家生涯，我们──我和太太──最先做的事情，就是彻底改变生活形态。
清晨五点起床、晚上十点之前就寝，这样一种简素而规则的生活宣告开始。一日之中，身体机能最为活跃的时间因人而异，在我是清晨的几小时。在这段时间内集中精力完成重要的工作。随后的时间或是用于运动，或是处理杂务，打理那些不需高度集中精力的工作。日暮时分便优哉游哉，不再继续工作。
开始跑步之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跑不了太长的距离。二十分钟，最多也就三十分钟左右，我记得，就跑这么一点点，便气喘吁吁地几乎窒息，心脏狂跳不已，两腿颤颤巍巍。因为很长时间不曾做过象样的运动，本也无奈。跑步的时候被邻居看到，也觉得有些难为情，就和为那个偶尔加在姓名后面的，带括号的“小说家”头衔难为情一样。然而坚持跑了一段时间后，身体积极地接受了跑步这事儿，与之相应，跑步的距离一点一点地增长。跑姿一类的东西也得以形成，呼吸节奏变得稳定，脉搏也安定下来了。速度与距离姑且不问，我先做到坚持每天跑步，尽量不间断。
就这样，跑步如同一日三餐、睡眠、家务和工作一样，被组编进了生活循环。成了理所当然的习惯，难为情的感觉也变得淡薄了。我到体育用品商店去，买来了合用而结实的跑步鞋、便于奔跑的运动服、一块秒表，还买了专为初练跑步的人写的入门书，读了。如此这般，人渐渐演变成了跑步者。如今想来，最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身体生得相当强壮。几乎四分之一个世纪，每天从不间断地跑步，还参加过好多场比赛，却从不曾有腿脚疼痛而不能跑的时候。并未好好地做准备运动，却从不曾出过一次身体故障，受过一次伤，生过一次病。我根本不是个优秀的跑者，却无疑是个健壮的跑者。这是我为数不多的足以自豪的资质之一。
一九八三年新年伊始，我头一次参加了叫作越野赛的比赛。虽然只是五公里的短距离，却也佩带着号码，跻身于拥挤的人群当中，“预备，跑”地跑了一趟，之后深有感触：“我还挺能跑。”五月里，在山中湖参加了十五公里赛跑。六月，想试试看自己究竟能跑多远，便独自绕着皇宫一圈一圈地跑，结果跑了七圈，三十五公里，速度也算可以，并不觉得苦楚，腿脚也不痛。这样，全程马拉松我也能跑了。而刻骨铭心地明白了全程马拉松中最痛苦的部分是跑过三十五公里之后，是后来的事儿了。
我就这样开始了跑步。三十三岁，是我当时的年龄，还足够年轻，但不能说是“青年”了。这是耶稣死去的年龄，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凋零从这个年纪就开始了。这也许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在这样的年龄，我开始了长跑者的生涯，并且正式站在了小说家的出发点上──虽然为时已晚。
附：
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的演讲
今天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职业撒谎者。
当然，并不只有小说家才撒谎。政治家也做这个，我们都知道。外交官和军人有时也说他们自己的那种谎，二手车销售员、肉贩和建筑商也是。但小说家的谎言与其他人的不同，因为没有人会批评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甚至，他说的谎言越好、越大、制造谎言的方式越有独创性，他就越有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表扬。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的回答会是这样：即，通过讲述精巧的谎言——也就是说，通过编造看起来是真实的虚构故事——小说家能够把一种真实带到新的地方，赋予它新的见解。在多数情况下，要以原初的形态领会一个事实并准确描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把事实从它的藏身之处诱出，将之转移到虚构之地，用虚构的形式取而代之，以试图抓住它的尾巴。然而，为了完成这点，我们必须首先理清在我们之中真实在哪儿。要编造优秀的谎言，这是一种重要的资质。
不过，今天我不打算撒谎。我会努力尽可能地诚实。一年里有几天我不说谎，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很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儿领取耶路撒冷奖。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来，他们就会策划抵制我的书。
此中的原因，当然是肆虐于加沙地区的激烈战争。联合国报道，有超过一千多人在被封锁的加沙城内失去了生命，其中不少是手无寸铁的公民——孩子和老人。
收到获奖通知后，我多次问自己，是否要在像这样的时候到以色列来，接受一个文学奖是不是合适，这是否会造成一种印象，让人以为我支持冲突的某一方，以为我赞同某国决意释放其压倒性军事力量的政策。当然，我不愿予人这种印象。我不赞同任何战争，我不支持任何国家。当然，我也不想看见我的书遭到抵制。
然而最终，经过仔细考虑，我下定决心来到这里。我如此决定的原因之一是，有太多人建议我不要来。或许，就像许多其他小说家，对于人们要我做的事，我倾向于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们告诉我——尤其当他们警告我——“别去那儿，”“别做那个，”我就倾向于想去那儿，想做那个。你们或许可以说，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异类。他们不能真正相信任何他们没有亲眼看过、亲手接触过的东西。
而那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宁愿来这儿，而非呆在远处。我宁愿亲眼来看，而非不去观看。我宁愿向你们演讲，而非什么都不说。
这并不是说我来这儿，是来传达政治讯息的。当然，做出是非判断是小说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然而，把这些判断传达给他人的方式，要留给每个作家来决定。我自己宁愿把它们转化为故事——趋向于超现实的故事。因此今天我不打算站在你们面前，传达直接的政治讯息。
但请你们允许我发表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小说时一直记在心里的东西。我从未郑重其事到把它写在纸上，贴到墙上：而宁愿，把它刻在我内心的墙上，它大约如此：
“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对，不管墙有多么正确，蛋有多么错，我都会站在蛋这一边。其他人会不得不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决定。如果有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会有什么价值呢？
这个隐喻的涵义是什么？有些情况下，它实在太简单明白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炮弹是那坚硬的高墙。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这是该隐喻的涵义之一。
可这不是全部。它有更深刻的涵义。这样来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我是如此，你们每一个人也是。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它叫体-制（The System）。体-制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不再受任何人所控，然后它开始杀害我们，及令我们杀害他人---无情地，高效地，系统地。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显现，并用光芒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使一道光线对准体-制，以防止它使我们的灵魂陷于它的网络而贬低灵魂。我完全相信，小说家的任务是通过写作故事来不断试图理清每个个体灵魂的独特性---生与死的故事，爱的故事，使人哭泣、使人害怕得发抖和捧腹大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日复一日，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编造着虚构故事的原因。
我的父亲去年去世，享年九十。他是位退休教师，兼佛教僧人。读研究院时，他应征入伍，被派去中国打仗。我是战后出生的孩子，经常看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里的佛坛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
他说，他为所有死去的人祈祷，无论敌友。我凝视着他跪在祭坛前的背影，似乎感到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
我的父亲死了，他带走了他的记忆，我永远不可能了解的记忆。但潜藏在他周围的死亡气息却留在了我自身的记忆里。这是少数几样我从他那儿承继下去的东西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向你们传达一件事。我们都是人类，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都是脆弱的蛋，面对着一堵叫作“体-制”的坚硬的墙。显然，我们没有获胜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强---也太冷。假如我们有任何赢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灵魂绝对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聚集一处获得的温暖。
花点时间想一想这个吧。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真实的、活着的灵魂。体-制没有这种东西。我们一定不能让体-制来利用我们。我们一定不能让体-制完全失去控制。体-制没有造就我们，我们造就了体-制。
那就是所有我要对你们说的话。
我很荣幸获得耶路撒冷奖。我很荣幸我的书正被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阅读着。我也很高兴今天有这机会向你们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