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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对这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来说，这是继4年前教育部发布“清退令”后又一个艰难时刻，他们部分已拿着数百元不等的补偿落寞转身，剩下的则等待命运的裁决。



　　

代课教师王建林和学生的合影图/南方周末记者叶伟明/翻拍







　　王建林作为代课教师的钱远不足以维持家用，妻子不但要担起农活，还揽下织地毯的活养家
　　这是一位将要被清退的西部代课教师，他在贫瘠的山村任教22年，教出了30名大学生。他已贫病交加，但他把自己比喻为山梁上的树，时日越久，扎根越深。 　　然后，清退意味着他将要被“连根拔起”，他自问“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他回忆，有一次被慈善组织请到北京培训，站在天安门广场时，眼泪就流了下来。 　　大雪封山后，至今仍拿着200元月薪的代课教师王建林习惯在结满冰棱的窗前回首往昔。他的视野因眼疾而模糊，如同那摇曳不定的未来——今年，这名甘肃会宁县的代课教师将和中国仅余的31万代课教师一起，被最后“清退”出历史舞台。
　　对这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来说，这是继4年前教育部发布“清退令”后又一个艰难时刻，他们部分已拿着数百元不等的补偿落寞转身，剩下的则等待命运的裁决。
　　消息激起公众的关注，人们通过QQ群等网络组织形式呼唤公正对待代课教师清退问题；各种以寻找和资助代课教师为主题的公益行动也发起。
　　虽然教育部随后澄清“未明确清退时间表”，但1月22日该部门宣布严禁聘用新的代课人员，多个省市相继出台清退计划，仍预示着“清退”将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他和青春：理想，嘱托，扎根
　　“我不是没有机会回到城市。”22年后，代课教师王建林时常沉思，“但人有时候就像那山梁上的树，一旦扎下根来，只会越扎越深。”
　　寒假中的甘肃会宁县汉家岔乡常山小学空空荡荡，孩子们刚走几天，失去教职的恐惧就困扰住了代课教师王建林。“我看新闻了，说要清退。”1月15日下午，坐在贴着汉语拼音识字卡的教室里，47岁的王建林摊着双手，“我不喜欢‘清退’这个词，像赶一群叫花子似的。”现在，他所在的甘肃——中国代课教师拥有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将清退剩余的2.1万名代课大军，他们绝大部分在偏僻的农村。
　　如果不是两年前搬到这个新校舍，常山小学还只是两间泥房加一个木制厕所的简陋教学点，一根跳绳和一个皮球是全部的家当，下雨的时候泥浆水没过脚踝。
　　王建林在这里当了22年代课教师，村里两代人都是他的学生。“最好的年华都耗在这里了。”村中的同龄人说。
　　王老师皮肤有点黑，面庞消瘦，严重的眼疾甚至让他无法看清教案。“我是用心来教书的。”他说，“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就是一直站在讲台上。”
　　1980年，王建林高考落榜。他自认为是毛泽东时期的教育赋予了他“崇高的革命热情”，他响应号召赴大型国企兰州石化当一名搬运工。“我最想做的还是老师，只有崇高而全面的人才配走上讲台，才配为人表率。”他一直这样认为。
　　1987年冬天，由于长期的贫困、缺乏营养和腿疾，在老家农村当代课教师的大哥突发急病。王建林从兰州赶回时，已无法站立的大哥嘱托他给三十多个孩子代课。
　　但仅仅十多天后，大哥病情恶化，弥留之际他再次强调了遗言：“帮村里教好这些孩子。”
　　事实上，王建林若从城市返回农村选择做代课教师，不仅意味着每月的工资要从90元变成40元，而且可能还遭遇与大哥同样的命运。所以，当时他犹豫了。
　　后来乡教委干部上门游说，父亲也说不能耽误了孩子。思考了一个春节，王建林决定留下来：“我想父亲是对的，这些孩子，如果没有老师，将影响他们一生。”
　　他穿上那套整洁的军便装登上用泥巴堆砌的讲台，登记册上至今仍用着哥哥的名字。
　　“我不是没有机会回到城市。”22年后，王建林时常端着一杯罐罐茶陷入沉思，“但人有时候就像那山梁上的树，一旦扎下根来，只会越扎越深。”